质言之，只有以公羊学为指导思想，并将其重新制度化，落实到社会各个层面，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儒家知识人是民间百姓的代表，他们的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实践精神、道德勇气等方面的遗产，至今对我们建构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文明有很大的参考意义，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资源。换句话说，儒家的‘仁之普遍性和特殊性都受到了高度重视。
亦即是认为家、国、天下与自己之一身，有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对之负有连带的责任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后世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即源于此。儒家在实际上减缓了传统社会专制统冶者对百姓剥削的残酷性。五、‘王霸之辨意涵：王者的一切作为均是为人民，而非以人民为手段，以遂行一己之目的。[30]此外，民本思想不难与第二代人权概念衔接，存有的连续性观点可以支持第三代人权的环境权，义利之辨、先义后利可以呼应罗尔斯的正当对于善的优先性。
祭社和祭腊是最热闹的群众性活动。[17] 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第5版，第320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华家的一部分，因为社会主义本来就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充分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宪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毫无疑问将会成为构建华家意识形态的零部件，因为中国正在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现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必然会成为华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儒家是华家意识形态中"不忘本来"的部分。柯华庆：《第三次变革》，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多元一体格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每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都有也应该有自己的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提供了这个世界"是什么"及"应该是什么"的言简意赅回答，意识形态可以召唤人们加入集体的行动，共同为实现集体的目标而努力。
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
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华山脚下生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四十多年，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指导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习近平精神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因为中华民族走向精神自主的伟大复兴之路是艰难而漫长的。儒家意识形态建立在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上，是经学传统。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张慧芝、张露璐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应该是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原则"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具体说就是不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合理理念和面向社会主义价值的华家。华家意识形态中的道统与政统是合一的，因为政党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机构与社会内部团体之间必不可少的纽带，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通过意识形态凝聚共识。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当代中国有两类马克思主义者：一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牵强附会解释中共领导人讲话和现有各种制度。
华家的集大成者从意识形态调查研究者和意识形态系统化者工作的基础上选择和凝练出正统意识形态并用于指导人民大众的行动。到底哪一位领导人能够成为华家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是由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儒家是保守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持的是稳定的秩序。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意识形态杂而多、甚至相互矛盾和宣传上的牵强附会、前后矛盾。
董仲舒早在两千年前就有高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另一类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甚至颠覆中国现有体制。为了总结中国长期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讨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法，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于1918年底写成《孙文学说》。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推断中国的现代化就是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需要资产阶级领导，需要接受资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拥有了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一直延续到现在。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断言"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而学统是"知识之学"，是科学的，通过实证研究和逻辑推理可以解决，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学者应该从事学统的工作。据《山海经》记载："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广十里，远而望之，若华然，故曰华山。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走上了经济自强之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实际上是政治引导经济，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
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期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由此中华文明进入经学时代，自西汉直至辛亥革命，中华民族的正统意识形态都是儒家，儒家意识形态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稳定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十八世纪，中华民族一直是世界的中心。
现代中国政治与古代中国政治的相同点在于维系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不同在于古代政治是家族政治，而现代政治是民主政治。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不断壮大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与它能够兼容吸纳外部民族精华纳入一体化的秩序格局密切相关。按照这样的惯例，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被拖车"会越来越多、越拖越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变革型领导最终会成为道德的，因为它提升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双方的人类行为及道德理想的层次，它对双方都会产生一种变革性的影响。
因为华家是民主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不能建立在对经书的研读注释中，必须建立在一个时代民意的基础上，意识形态调查研究者是必不可少的。"由此确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
柯华庆 刘荣：《论立宪党导制》，《战略与管理》专刊，2015年第7期。在意识形态上，新瓶应该是吸收古今中外思想、代表中华民族智慧、体现时代特点的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
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共产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来为马克思主义的在正统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进行辩护。社会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决定了"百家"的存在，然而中华民族要成为具有凝聚力的统一体必须具有正统的意识形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所有非教条主义者的基本原则，而非马克思主义所独有。
邓小平时代事实上是也应该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不必再提毛泽东思想。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
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华家 。伯恩斯：《领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精神之间是前后一致的，但又难以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协调一致，甚至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所要批判的对象。1924年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建议改组中国国民党使其成为列宁式政党，开启第一次国共合作，提出新三民主义，从而完成第一个华家意识形态的构建，也就是孙中山学说。
